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
在这一点上，他的几个弟子，包括再传弟子，都没有完全传承他的万物一体思想，第二代阳明学的一些人，还是主要追求那种最高的宇宙体验境界。当然他的这个命题比较简约，没有做阐发，我们不能够很详细具体地了解他的思路。
亲吾之子，以明其明德以亲民也，故能以一身为天下。一般认为，阳明先生是在49岁到50岁，在江西南赣时期明确提出致良知这个话头和思想，致良知就是阳明先生他的思想体系的晚年定论。《大学》的文本中并没有讲同体或者一体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学三纲领明明德，亲民，止于至善，其中亲民二字在朱子学解释中是新民。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，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，是之谓尽性。2、万物一体与亲民 如果说这些年我对阳明学还有关注的话，主要就是关注他晚期的思想。
5、王阳明晚年万物一体思想的意义 阳明在居越以前，我们看他的思想，还是以《大学》的格致诚正功夫框架，一方面突出了心意知物的哲学解释，另一方面他的功夫指向，归结为内圣一路。阳明子曰：郡县之职，以亲民也。但他把整合孟荀与整合中西联系起来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
[50]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，第2755页。[37] 李泽厚：《举孟旗，行荀学——为〈伦理学纲要〉一辩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17年第4期，第58–62页。这其实也只是表面现象，事实上，清代汉学的兴起乃由与宋学对峙而来[26]，而这里的宋学指作为清朝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。[34] 章太炎作《訄书初刻本·尊荀第一》，见《章太炎全集（三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例如，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[50]，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[51]，他们共享着天性平等观念，这种观念是儒学现代转化的宝贵思想资源。梁启超通过对于荀子的非议，所要表达的是，既要反对政治上的专制，又要反对学术上的专制[33]。
对于我们来说，要做的工作乃在：一方面，以荀学的资源去接管西方启蒙思想的精神维度。[51]《荀子·性恶》，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442页。我们知道，汉承秦制乃是皇权帝国制度从产生到稳定的时期，这种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，即所谓罢绌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如董仲舒建议的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[21]。（一）荀学的兴盛与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称儒学为孔孟之道是一种很晚近的说法。
其实不仅是汉初，在整个汉代甚至更长时期，荀子的影响要大得多。《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》，载《当代儒学》第1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–16页。我已多次对此进行了如下勾画： 1、宗族王权列国时代：商周 2、第一次社会大转型：春秋战国 3、家族皇权帝国时代：自秦朝至清朝 4、第二次社会大转型：近代以来 5、个体人权民国时代 孟荀之影响力的消长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。[17] 朱锋刚：《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——从朱熹是荀学说起》，《天府新论》2019年第3期，第31–36页。
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，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，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。然后就是宋学的兴起，极端地推崇孟子。
夏曾佑认为，荀子法后王而导致专制之法[31]。东汉末年赵岐作《孟子》的最早注本《孟子章句》，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[⑩] 此话虽不无偏激，但不难理解：谭嗣同所抨击的乃是皇权专制以来的那种阳儒阴法的帝制儒学。见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第一卷，刘俊文主编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第10–18页。这说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着复杂性甚至矛盾性，从而表明现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，必须另辟蹊径。当然，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皇权真正抛弃了荀学、法家，这是学界的共识：汉代皇家、乃至整个帝国时代的皇家都是采取的阳儒阴法的路数。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来说，孟荀的思想远非什么完备的东西，有必要加以发展、完善和补充。何以如此？我曾说过：现有的儒学史、中国哲学史的叙述，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，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，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。
杨倞曾为韩愈的下属（杨倞序中称韩侍郎）[18]，而昔荀卿、扬雄二书尚有韩愈、柳宗元删定[19]。但我们也应当注意：唐宋以来兴起的孟学，其实并非本来的孟学，而主要是经过程朱理学诠释改造的孟学。
[44] 黄玉顺：《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——儒学三期新论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8年第1期，第51–58页。而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指出：这其实并不是中西问题，而是古今问题，即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文明的关系问题。
孟荀思想亦然，其实都是在不同时代被诠释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。三、孟荀整合与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 荀学的现代复兴并未导致孟学的衰落，即孟荀之间不再是消长关系，而呈现出黑格尔式的合题。
[29] 章太炎：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集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4页。另一种则是孟荀双方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讲性善而荀子讲性恶，这种先验人性论或先天人性论其实已经过时了，这种人性的存在既不法证伪也不法证实。所谓王道指儒家思想，所谓霸道指法家思想。另一方面是其思想上的现代性，即其思想观念的启蒙性质，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尤为典型，既尊孟子，而实质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，章太炎称极震所议，与孙卿若合符[29]，钱穆谓之虽依孟子道性善，而其言时近荀卿[30]。
萨孟武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–30页。（二）孟学的兴起与皇权专制时代 饶有趣味的是，进入帝国时代以后，看起来非常适合于皇权专制的荀学反而衰落了。
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，即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[②]。[16] 李泽厚：《伦理学补注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16年第9期，第4–13页。
荀学的兴盛乃是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际，即从王权封建转向皇权专制的时代，这绝非偶然。而且即便这样的孟学，也未必都受到皇家的欢迎，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对孟学很不以为然。
原载：《文史哲》（英文版）第6卷第1期，2020年12月版，第21–42页【Integrating the Thought of Mencius and Xunzi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zing Chinese Society，translated by Casey Lee，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6（2020）21–42】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会出现整合孟荀学术思潮的问题。[52] 王夫之：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二册，岳麓书社1996年版，第300页。[25] 参见黄玉顺：《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15年第3期，第97–103页。
《论儒家启蒙主义》，载《战略与管理》2017年第1期，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221–250页。孟荀思想中还有一些因素，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，而在今天则是必须抛弃的，因为它们不符合现代性的文明价值。
[23] 司马迁：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，顾颉刚编审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118页。章太炎这番话值得咀嚼：今将为荀子之徒欤，西学具在，请就而学焉。
[②] 司马谈：《论六家要旨》，见司马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288-3289页。正式鲜明地扬孟抑荀，始于韩愈《原道》的道统之论。
